清朝最后一个肃亲王，也是复辟清室的急先锋，最后只能以悲剧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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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近代的衰落，那些腐化堕落、不思进取的满清宗室无论如何也跑不了背锅的份儿。但有一个人，他作为清宗室的世袭亲王（俗称“铁帽子王”），不仅公开实施具有进步性的改革，还与革命党人成为莫逆之交，为中国的近代化做出了相当贡献。然而，其在晚年却又为复辟清室奔走呼号，甚至为此做出不少汉奸卖国行为——他便是清朝历史上最后一位和硕肃亲王善耆。

誓把旧貌换新颜

善耆是清朝首任和硕肃亲王、皇太极长子豪格的第十代嫡孙，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袭爵，为第十代、同时也是最后一代肃亲王。他虽然出身高贵，但身上却毫无满清宗室骄堕放纵的习气，不仅生性耿直，而且胆识不凡。相传他武艺高强，年轻时曾空手夺过洋流氓的手枪，一时间在京城传为美谈。如此品行，不仅在清末的宗室子弟中凤毛麟角，在那时候中国富贵人家的子女当中也相当不多见。

王善耆

清朝末年内忧外患，但清室贵胄中却鲜有人站出来，为挽救危局而努力，善耆则是个例外。他身体力行、励精图治，很有些要让江山旧貌换新颜的劲头。他的政绩之一，就是创办了近代警政制度。庚子国变时，善耆随慈禧太后仓皇出逃。返京之后，为整顿京师混乱的治安，善耆在好友、日本翻译官川岛浪速的支持下，根据日本警察法和北京城现状，成立了巡捕队。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善耆被任命为步军统领兼工巡局大臣。他利用职权之便，成了东、中、西三个巡警分局，专职负责京师社会治安及交通管理。凭借着在工巡局大臣任上积累起来的经验，善耆在随后担任民政尚书时，又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警政、户口、卫生、市政等方面的建设，使不少城市的面貌为之一新。

后来担任过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和安徽省长的许世英曾在善耆手下主管京师治安。有一回，善耆的福晋（王妃）不遵守交通规则，许世英秉公执法，硬是罚了福晋十块银元。在当时，清朝宗室的威望虽大不如前，但敢要冒犯他们，也绝对称得上在太岁头上动土。可许世英此举不仅未获责难，反而得到了善耆的大力褒奖。

善耆的政绩之二，是推进了北京城市建设的近代化。在他的力主下，清廷成立了路工局，负责北京城马路的修建及保养，王府井大街便是路工局的得意之作。他还奏请将王府井八旗神机营的操场划出一部分，开办新式商场，这就是著名的东安市场的前身。善耆还下令在珠市口内开设名为“文明茶院”的戏院，戏院楼上为女座，楼下为男座，取消了妇女不得进入戏院看戏的禁律，一时间轰动京师。

善耆的政绩之三，是改革税收弊制。善耆回京后，曾担任崇文门监督，负责对进京货物征收税款。当时，崇文门监督每年所收税款在30万两上下，这其中只有12万两进入国库，其余都进入了监督的“腰包”。之所以让他担任这个“肥差”，缘于肃亲王府被八国联军焚毁，清廷想以此补偿其损失。可善耆偏偏是一位清正廉洁的“当家人”，非但没有领朝廷的情，反而通过内部整顿、清查贪污，并实行中外商人一体征税、直接验货收税等方式，不仅杜绝了官员对商人的盘剥，还将税收净入扩大到60万两，并全部上缴国库。慈禧太后闻讯后，曾感叹道：“要是大家都像肃亲王这样办，恐怕这个崇文门监督以后没人愿意干喽！”

在清末污浊的政治空气中，善耆身为宗室成员却能有上述作为，实在难得。但他的改革尽管顺应了时代潮流，却在无形中得罪了大批既得利益者，迂腐颟顸的臣僚对他的大加掣肘，最终使其因小故被弹劾去职。

和革命党人交情深

去职后，善耆一度赋闲起来，直到审理汪兆铭（汪精卫）行刺摄政王载沣一案，才让其再度成为社会焦点。

宣统二年（1910）春，汪兆铭因行刺摄政王载沣未果，被捕入狱。当时，载沣知道善耆支持君主立宪，与主张推翻清朝、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党人水火不容，便故意让善耆负责审问汪兆铭，想借此判处汪死罪。但善耆在提审之后，却认为汪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并称赞他“其才出色，其志可悲”，与其将他杀掉，不如令他改过自新，为朝廷出力。在他的力主下，汪兆铭被免于一死，只判了终身监禁，这在清朝历史上可是破天荒的头一遭。不仅如此，善耆还多次借探监为名，劝汪为清廷效力。两人还经常就时局、国事展开激烈辩论，并渐渐在互相驳斥中产生惺惺相惜之感，最后竟由死敌结为忘年之交（当时汪28岁，善耆45岁）。次年十月，张绍曾和蓝天蔚在滦州发动兵谏，发表要求清政府制定宪法、实施责任内阁制等声明。清廷被迫下罪己诏，并特赦政治犯。善耆趁此机会，奏请释放了汪兆铭。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汪叛国降日，出任了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为了报答善耆的不杀之恩，他曾想任命善耆的儿子为驻日大使，但因其很快病死，事情随即不了了之。

复辟之梦破灭

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也让一大批清室贵胄们从权力的巅峰跌落下来。历史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使很多不识时务者把复辟清室作为理想而不停奋斗。而在这些人中，善耆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

晚清“皇族内阁”成员合影

清帝逊位后，善耆在川岛浪速等人的帮助下，潜入旅顺的日租界。在那里，他不断地筹划“复国”大业。期间，他曾经赋诗一首：“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回马看烽火，中原落照红。”以此表达自己的“亡国”之痛。后来，他便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开展了一系列复辟清室的行动。他联络了溥伟、铁良等人，重组宗社党。这帮人在民国元年（1912年）6月购买了大批军火，并将其伪装成农具，由公主岭运往内蒙古，妄图配合日本策动“满蒙独立运动”。可就在这批军火运抵郑家屯附近时，被吴俊升的军队截获，47辆大车全部被收缴。

不甘心失败的善耆随后于民国四年（1915年）变卖了全部家产，用这笔钱招募了一大堆土匪流氓加强盗，并将他们武装起来。他计划利用袁世凯称帝后国内的不满情绪，在辽宁点起讨袁烽火，与巴布扎布的蒙古军队合力拿下北京，建立一个“包括内外蒙古、满洲三省和华北为一体”的大王国，然后请溥仪即位。不过随着袁世凯暴毙，“扶清讨袁”的口号已经失去意义，日本遂停止支持善耆，并处处压制复辟派，善耆的阴谋再告破产。这一回，不仅让善耆的精神备受打击，也使其倾家荡产，宗社党自此一蹶不振。

此后，善耆深感自己有生之年复辟无望，心灰意懒的他把希望寄托在了自己子女的身上。他不允许子女做民国的公民，更不能做民国的官，而是把他们分别送到英、德、日、比利时等国，让他们在那里寻找支持清室复辟的人，以积蓄力量，留待日后东山再起。这些人中有的和帝国主义势力沆瀣一气，干出了不少罪恶昭彰的勾当。其中最有名的一个，便是过继给川岛浪速为女善耆第十四女显玗（金壁辉），即大间谍川岛芳子。